据说弗洛伊德曾不止一次销毁过他的书信和个人文件，他的理由是要给后来替他做传记的人留下一些难题。这个看似有几分调侃的说法背后包含着他在专业著作中不断提到的矛盾情感。认为会有人给自己做传，表明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地位和声望颇为自信，并且也希望留名青史。但作为一个洞悉人类精神世界的人，弗洛伊德肯定知道，一旦有人给他做传，很有可能就不单是光环和赞誉之词，还会把某些他不愿为人所知的东西公诸于世。对这一点的担心肯定是他要给预想中的传记作者留下难题的重要原因。

名声是一柄双刃剑，即使对如弗洛伊德这样看惯了精神世界的刀光剑影的人亦不例外。

不过尽管弗洛伊德心存疑虑，他终究没有毁掉全部材料，这就为后来的人理解他留下了可以追寻的线索。当然，因为他自己已经做过一番手脚，所以相比起其他名人的生评事迹来说，理解弗洛伊德的材料就需要更敏锐细致的目光和更谨慎明确的判断。写《卡桑德拉的女儿》的约瑟夫•史瓦兹对弗洛伊德的一些生平材料的解读就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史瓦兹是分析治疗师，得过精神医学和社会学硕士，后来又拿了基本粒子物理学博士，还写过几本涉及到不同学科和主题的书。《卡桑德拉的女儿》有一个副题：欧美精神分析发展史。史瓦兹从弗洛伊德出生开始写，因为他并不是写弗氏的个人传记，所以关于弗洛伊德的成长经历、读书及职业选择等重要方面，史瓦兹只是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材料来展开叙述，而从这些肯定是精心挑选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身上与一般弗氏传记所描述的不大相同的方面。

弗洛伊德1906年开始和荣格通信，1907年两人见面长谈，此后直到1913年彼此分道扬镳，七年间他们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弗洛伊德曾视荣格为精神分析的“皇太子”。为什么弗洛伊德不顾他的众弟子的异议而着力推举荣格？史瓦兹在《卡桑德拉的女儿》中说了两个原因。其一，以荣格的身份来消除反犹太倾对精神分析的不利影响，让精神分析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关于这一点，史瓦兹在书中引述了两段话。弗洛伊德1908年5月3日写给亚伯拉罕的信中说：“……完全是因为他的参与，才免去精神分析变成犹太事务的危机。”他劝亚伯拉罕批评荣格时要有所节制。同年8月13日在写给荣格的信中，他说得更接：“坦白承认我的目的是自私的，是为了说服你接手完成我开始于精神官能症之精神病研究工作。你强烈且独立的个性与日耳曼血统，让你能够比我更轻易得到大众的赞同，你似乎是我看过的人选中，最适合贯彻这使命之人。除此之外，我非常喜欢你，但我已不会该把这种因素放在第二位。”

以上两段话表明五十二岁的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也透露出他像一个具有现实感的人那样所做出的妥协。早在童年时代，弗洛伊德就因为对反犹太倾向的切身感受而怀有凯撒式的雄心，直到他后来开始建构精神分析大厦时仍然希望这门新的学科能够统摄一切心理学。但他同时也知道，只有征服的意志不一定能解决现实问题。他对自己创立的精神分析颇为自信，但同时他也要迎合大众的胃口，甚至对欧洲由来已久的反犹太倾向让步，把非犹太血统的荣格作为精神分析的继承人，这想必是他内心的一个痛点。

反犹太倾向当时在维也纳已经愈演愈烈，史瓦兹在书中说到一件事：“基督教家庭协会（Christian Family Society）在维也纳的十九个区里，拥有一百到四百个分会，推行拒买犹太商店东西的活动，用鲁格尔的标语‘只向基督教人买东西’，这个计策受到年轻的希特勒热切地注意，并在二十年后在纳粹德国中模仿。”2000年，坎德尔在他的回忆录《追寻记忆的痕迹》中说到1938年德国纳粹侵入奥地利后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维也纳本地纳粹实施的暴行比德国本土纳粹的所作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精神分析从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还有包含着各种其它因素的暗流在涌动，因为尽管可以从理论和临床技术的角度来讨论精神分析的各种问题，但精神分析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无论怎样的讨论都或多或少会触及到参与讨论者个人内在的非专业的方面，激活某些复杂的情结。弗洛伊德对此十分清楚。

如果荣格做了精神分析的继承人，将意味着精神分析中心在地理上的迁移、已经围绕着弗洛伊德形成的精神分析的格局要经历重大的变动和重新调整，弗洛伊德的弟子们当时就对这些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弗洛伊德仍然对荣格抱有幻想，因为以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为核心的他的一些弟子和同事太过于精神分析的做法已经让他心生反感，他看来想通过改组协会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状态，这是弗洛伊德选择荣格的第二个原因。史瓦兹在《卡桑德拉的女儿》中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当时弗洛伊德身边的一些同事是如何做分析的，他们把分析对象身上的一些特征单独抽取出来，逐一进行精神分析式的关联，并且都和性扯上关系，说得有板有眼，招致弗洛伊德的剧烈反对，他说：“大众拒绝这类型的分析是正确的。”

史瓦兹还引述琼斯1911年10月17日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提到的一件事：“当汉堡神经学家特罗纳尔在1910年医疗心理学国际学会的大会上阅读有关睡眼的报告时，塞福起身对他说要给他一个建议——去读《梦的解析》。第二年，当特罗纳尔在读一篇有关梦境的报告，且广泛引述《梦的解析》的内容时，塞福又起身对他说很高兴他接受了建议，但他还有另一个建议——重读一次。”

让人惊讶的是历史仍然在不断重演。现在的一些分析师要么也喜欢抓住某个症状不厌其烦地分析其表面的和象征的意义，要么让来访者反复回忆他的早年经历，从当中找出一两个创伤性事件大做文章，解释来访者后来的所有成长过程。所以才会有来访者抱怨说：“精神分析师只听到那些他们想听到的东西”。与此同时，有些精神分析师也像塞福那样盛气凌人，因为他们手里握有潜意识这张王牌。潜意识在这里的意思是：对方不知道而我知道。当弗洛伊德说人因为受制于自己的潜意识而自己都搞不定自己时，他或许忘了，应用这种观察方法的人可能成为新的权威和偶像，而把自己当作权威和偶像正是他认为可悲的事情，至少意识层面是这样的。